译文
我又向南方出发了!可笑今年如此飘泊不定,心中情怀到底如何?纵然文章能在世间引起轰动,也不过是在纸面上妄谈民生罢了。像那吹皱一池春水的春风一样,能起什么作用?傍晚时分,忽然下起雨来,天空中雁影不见。萧瑟秋声中,只见关山一片苍茫。好似在催人归去,似流水一般不再迟疑。
细细分析我青春的心态,也曾经愿意像家乡的名人吴越王钱镠一样,在广陵吴市骑骏马,赏钱塘潮,过着奢侈的生活。我希望得到大量的金钱,来尽情地和天下美人名士相交,更要去认识燕赵地区的豪侠之士。明年北京的春天,还是会早早到来吧,劝那北京的杏花,务必不要因为苦苦地思念我而憔悴。我写下的木叶词,惹起了众多的和作,都是
上阕“我又南行矣!”一声惊叹感喟语劈首揭出,便现突兀倔傲之势,然而,这并非故作姿态,实在是积郁不平的迸发,所以才含蕴丰厚、情意挚深,足可振起通体,为下面开出无限天地,直注终句。“笑今年、鸾飘凤泊,情怀何似”,是写一己的生活遭际。龚自珍去年春天方于苏州结缡,新妇系外祖父段玉裁之女孙段美贞,现在她留居龚父丽正徽州官舍,南北离居; “笑”,笑我为了微末功名奔波风尘,不惜割舍新婚后的旖旎柔情没有什么价值。如今落第返归,情怀自能想知。“纵使文章惊海内,纸上苍生而已”,又是换一种说法。杜甫《宾至》:“岂有文章惊海内,漫劳车马驻江干”,词中反其意用之,谓即使文章佳绝,为天下知闻,也不过空谈而已,于
这首词作于嘉庆十八年(1813年),这年四月,作者由徽州父亲府署赴北京应顺天乡试,未第,却赶上了林清等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军攻打皇宫的重大事变。七月,其新结缡的妻子段美贞病殁。数月间接连遇见人生两大挫折,龚自珍心中自不能免苍凉之感,作此词述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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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之末,桐城姚姬传先生鼐,善为古文辞。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,而受法于刘君大櫆,及其世父编修君范。三子既通儒硕望,姚先生治其术益精。历城周永年书昌,为之语曰:“天下之文章,其在桐城乎!”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,号“桐城派”。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。
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。门下著籍老,上元有管同异之、梅曾亮伯言,桐城有方东村植之、姚莹石甫。四人者,称为高第弟子。各以所得,传授徒友,往往不绝。在桐城者,有戴钧衡存庄,事植之久,尤精力过绝人。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,襢之后进,义无所让世。其不列弟子籍,同时服膺,有新城鲁仕骥挈非、宜兴曼德旅仲论。挈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。硕士既师其舅,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。乡人化之,多好文章。硕士之群从,有陈学受艺叔、陈博广敷,而南丰又有吴嘉宾于序,皆承索非之风,私淑于姚先生。由是江西建昌,有桐城之学。
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,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椅伯韩、龙启瑞翰臣、马平王锡振定甫,皆步趋吴氏、吕氏,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。由是桐城宗派,流衍于广西矣。
昔者,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,而吾乡出其门者,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。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,称述其术,笃好而不厌。而武陵杨彝珍性农、善化孙鼎臣芝房、湘阴郭嵩煮伯深、淑浦舒素伯鲁,亦以姚氏文家正轨,违此则又何求?最后得湘潭欧阳生。生,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,而受法于巴陵吴君、湘阴郭君,亦师事新城二陈。其渐染者多,其志趋嗜好,举天下之美,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。
当乾隆中叶,海内魁儒畸土,崇尚鸿博,繁称旁证,考核一字,累数千言不能休。别立帜志,名曰“汉学”。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,以为不足复存,其为文尤芜杂寡要。姚先生独排众议,以为义理、考据、词章,三者不可偏废。必义理为质,而后文有所附,考据有所归。一编之内,惟此尤兢兢。当时孤立无助,传之五六十年。近世学子,稍稍诵其文,承用其说。道之废兴,亦各有时,其命也欤哉!
自洪杨倡乱,东南荼毒。钟山石城,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,今为犬羊窟宅,深固而不可拔。桐城沦为异域,既克而复失。戴钧衡全家殉难,身亦欧血死矣!余来建昌,问新城、南丰,兵燹之馀,百物荡尽,田荒不治,蓬蒿没人。一二文土转徙无所。两广西用兵几载,群盗犹汹汹,骤不可爬梳。龙君翰臣又物故。独吾乡少安,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,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。而舒涛前卒,欧阳生亦以瘵死。老者牵于人事,或遭乱不得竟其学;少者或中道夭殂。四方多故,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,太平寿考,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,卒不可得。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?
欧阳生名勋,字子和,殁于咸丰五年三月,年二十有几。其文若诗,清缜喜往复,亦时有乱离之概。庄周云:“逃空虚者,闻人足音跫然而喜。”而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例者乎?余不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欬也久矣!现生之为,则岂直足音而已!故为之序,以塞小岑之悲,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,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。
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,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。治平至百余年,可谓久矣。然言其户口,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,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,视百年、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。
试以一家计之:高、曾之时,有屋十间,有田一顷,身一人,娶妇后不过二人。以二人居屋十间,食田一顷,宽然有余矣。以一人生三计之,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,各娶妇即有八人,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,是不下十人矣。以十人而居屋十间,食田一顷,吾知其居仅仅足,食亦仅仅足也。子又生孙,孙又娶妇,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,然已不下二十余人。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,食田一顷,即量腹而食,度足而居,吾以知其必不敷矣。又自此而曾焉,自此而玄焉,视高、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,是高、曾时为一户者,至曾、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。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,即有丁男繁衍之族,势亦足以相敌。或者曰:“高、曾之时,隙地未尽辟,闲廛未尽居也。”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,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,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,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,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。又况有兼并之家,一人据百人之屋,一户占百户之田,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?
曰:天地有法乎?曰:水旱疾疫,即天地调剂之法也。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,不过十之一二矣。曰:君、相有法乎?曰:使野无闲田,民无剩力,疆土之新辟者,移种民以居之,赋税之繁重者,酌今昔而减之,禁其浮靡,抑其兼并,遇有水旱疾疫,则开仓廪,悉府库以赈之,如是而已,是亦君、相调剂之法也。
要之,治平之久,天地不能不生人,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,原不过此数也;治平之久,君、相亦不能使人不生,而君、相之所以为民计者,亦不过前此数法也。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,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,又况天下之广,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?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,何况供百人乎?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,何况供百人乎?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。